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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范文精选

马克思主义范文第1篇

本来是开放的、博采众家之长的、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封闭的、排他的、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学说;

本来是紧密联系实际的、最善于从实践中汲取力量的、生气勃勃的、最富有创造性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脱离实际的、教条的和僵死的学说;

本来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作为行动指南的、正在发挥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巨大作用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过时的,束缚思想和行为、妨碍改革和革命的学说;

本来是依靠科学真理为自己开拓道路、在人类思想史上取得崇高地位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依仗国家机器变权力为真理而强加于人的学说,等等。

因此,科学地把握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搞清楚它的源与流、它的理论体系和主要内容、它的基本特征与精神实质、它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命运,从而在混乱迷惘、众说纷纭中达到清晰正确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适应时展的客观需要,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继承人类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伟大成果,又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思想、感情的科学体现,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真正科学的宇宙观和彻底的社会革命论。它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律。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批判旧世界、开创新世界、争取彻底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高度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其中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它们相对独立、自成体系而又三位一体、相互贯通,没有绝对的分界:正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基础上,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生动的哲理。不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担负伟大历史使命,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达到理想的共产主义作理论论证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其他学科,使这些学科也得到新的发展,同时也就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纳入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之中。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文艺学、军事学,等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决不是事先设定好的,而是在科学研究和革命实践中不断扩展、深化、合乎逻辑的结果。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1]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主要的、影响最大的还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世界观方法论、社会发展规律论、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论。

——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剥削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学说思潮,存在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面对工人阶级的,是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这个最先进的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晦涩难懂、远离群众的思辨哲学,不是高谈阔论、脱离现实的清谈哲学,不是空讲道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书斋哲学,而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方法,是他们破坏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至多只能指出最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典型情况,不可能直接地指明各具特色的、复杂的、具体的东西。信仰、实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当前的确切事实,使之具体化、民族化。由于国情不同、条件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运用也应各不相同: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在东方国家不同于西方国家。针对新的实际,分析活的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实际和本国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这是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要义。

马克思说过:“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同“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它的巨大社会作用和无比威力之所在,也是其生命力永不枯竭的源泉。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在反对和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斗争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在反对和改变那些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阻碍改革开放、有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斗争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无限活力,根植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伟大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没有脱离世界文明大道,而恰恰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文明成果和学术精华的基础上,在科学的变革与创新中开拓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尊重人类在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政治生活与艺术创造中所积累的一切成果,尊重先行者、同代人在试图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等问题时所作出的努力、所提出的见解。他们把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作为自己进一步探索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放到工人运动中去检验,将其中的思想养分、科学颗粒、真理内核统统提炼汲取,融会贯通,发扬光大。他们相信人类文化的潜能与伟力,维护人类文化的一切精品,并使之在新的历史高度上为人类服务,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服务。他们把千难万险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在科学的崎岖小路上攀登,任何政治迫害、经济熬煎、思想围剿、生活动荡、贫病交加、子女夭折等带来的痛楚,都阻挡不了他们为追求真理而献身。他们创建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科学地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等重大问题,超越了以往的认识成果,达到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发展和胜利,用铁的事实无情地驳斥了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诽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骂不倒也打不倒。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没用了、过时了、消失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在资本主义文明最为发达的欧洲,思潮学派林立,文坛英杰辈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问世不久就后来居上,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又很快跨出欧洲、走向世界、影响全球?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会成为一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国际性的著作?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出来,一直腾跃在时代前列,激荡着五洲四海,影响着社会各界,引起了众多国家、政府、政党、社团、学者、民众的强烈反响:赞成或反对、颂扬或诅咒、信仰实行或评头品足。这些不争的事实,恰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非但没有失败,没有过时,而是正在艰苦曲折的征程中不断赢得新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明确的世界观。”[4]作为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精神文明食粮,从不盲目排斥,但绝不是“大杂烩”。在坚持自己完整明确的科学世界观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认真消化、采纳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养分。列宁说得好:“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5-1]注意、利用、汲取资产阶级学术成果,常常与回答论敌的挑战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在事关人类社会走向新时代的根本途径问题上,在涉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必定坚持自己的世界观,贯彻自己的路线,抵制和清除敌对思潮与反动路线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发展、胜利靠的是什么?靠政权吗?不!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他们遭受着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只得到处过流亡生活。靠枪杆子吗?不!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有的只是鹅毛笔。他们不仅没有革命的枪杆子作保护,却还要面对反革命枪杆子的威胁。靠财富吗?不!无产阶级当时确实是无产的!马克思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过着清贫的生活,有时甚至饥寒交迫,靠恩格斯和友人接济,艰难度日。靠蛊惑宣传吗?不!马克思恩格斯向来不喜欢和反对那些以煽动和蛊惑人心而著称的人;至于正常的宣传与出版,他们既没有自己的报刊和印刷厂,更没有今天这样的现代传媒手段。那靠的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确实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他的思潮、学派都无法与之抗衡(因为它们或只包含有真理的颗粒,或只是局部领域的真理,而有些思潮学派明明就是谬误),因而才具有所向披靡的威力,在曲折的历程中总能为自己开辟通向胜利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不断创新的科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看到当代社会主义的大发展和大曲折,没有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看到当代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们在生前提供如何解决其身后所产生问题的现成答案。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它仍然能够正确地指导当代的实践,要求其后继者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6-1]马克思主义源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必须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创新:适应时展的客观要求,在不断解答历史课题的实践中发展;批判继承整个人类的文明精华,在不断实践科学真理的变革中发展;战胜敌对思潮的恶毒攻击,在不断克服队伍内部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历史命运,也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之奥秘所在。

——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但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并没有过时。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提供了观察世界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正确观点和科学方法,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仍然是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变化和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

第三,站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上看,当今时代的表省级期刊,部级期刊基本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之中。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过时。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现实作用和未来影响,就连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消失”或“过时”。他们赞扬马克思主义“仍然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是我们时代需要的哲学”,惊呼“马克思的幽灵仍然在世界上空徘徊”。

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未枯竭,它还年轻,……刚刚在发展。”“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不可被超越,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7]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和法学博士罗伯特·海尔布隆纳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提供了一种历史观,同时它也是历史创造的指南。尽管世态多变,但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的著作仍然不失其效用。在我们的时代和今后,世界的改变是肯定无疑的,而且大部分将是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鼓舞和指导下进行的。……要探索人类发展的前景,就势必要求教于马克思主义。”[8]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会过时,社会主义的根基依然深厚。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霍尔于1999年7月在《政治事务》月刊上发表文章,阐述美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指出“美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我们的主张将赢得越来越多的人民,因为社会主义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最好替代者。资本主义不会永存,就像以往的社会不会永存一样。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将是人类文明阶梯的不可避免的下一步。”[9]

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法国、美国、巴西、以色列、埃及、古巴,都大量重印发行《共产党宣言》,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与学术研讨会。其中,由法共《马克思园地》组织召开的巴黎国际大会,有60多个国家的1500人参加,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活动。

法国《回声报》2000年2月17日刊登文章《重温马克思》,引述了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授达尼埃尔·邦萨伊德的观点:“马克思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意识形态的宣布死亡而消失。历史在反抗。曾于1848年纠缠过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注定要纠缠全世界。孕育造反运动的肥沃土壤仍然存在,不满的种子虽然还很分散,但却随时会发芽。”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和人民大众的期望和心声!

在世纪之交,马克思被评选为本千年最伟大的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这项由英国广播公司(BBC)主持的活动,在1999年秋季经过国际互联网反复评选,最后选出“千年伟人”,马克思排在第一位,爱因斯坦排在第二位。此后不久,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界、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名人评选“千年伟人”,爱因斯坦仅以一票的优势领先于马克思和甘地,同样表明马克思是“千年伟人”。它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力量,说明了当今时代的确需要马克思主义。

科学地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凡在人类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民族,都是以先进的思想、理论作为行动的向导。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启蒙思想家的理论贡献分不开,德国19世纪的政治变革以哲学革命为先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东方巍然屹立,靠的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时起,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直把它“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视为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行动指南,视为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科学方法论。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已经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与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和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这种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共产党内来。指出:“现在,有的党员干部在报刊书籍和讲坛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结论,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公然歪曲党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和党的优良传统,散布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干部群众中和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而“有的领导干部对出现的问题,不仅不能见微知著,而且在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还麻木不仁,甚至包着、护着,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查处的不查处。……往往宽容有加,甚至姑息养奸。”[13]因此,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始终牢固地占领思想政治阵地,使各种唯心论、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没有可乘之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阵地意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努力做到把握导向,守土有责。通过“占领”和清除”双管齐下,捍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马克思主义范文第2篇

一、新启蒙运动提倡“中国化”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开始于,而形成大规模和广泛深刻的影响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提出,虽然经历了长期的认识过程,但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其中,新启蒙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可忽视。这是因为,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阐释和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张申府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学习西方的文化必须走“中国为主”的“中国化”道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者,张申府认为文化建设不能离开本国的国情,不能没有“自己”。任何事物都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体,“一般”必须寓于“特殊”之中才能存在,“特殊”是“一般”的具体表现。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则是这一运动中“中国化”的力作。艾思奇指出,哲学是推动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之一,但是,如果哲学脱离实际而变成空洞的理论,那是相当有害的。为此,他在批评哲学界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同时,殷切地希望中国的哲学界尽快“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提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表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为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地了解中国社会。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化”的内涵上,新启蒙运动者指出,“中国化”决不是要求大家“抱残守缺”,也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中国本位论”的再版,“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历史的、民族的,同时是国际的”,“它是综合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它是我们一切优良珍贵的传统以及国际的一切优良的传统的一种交流,是代表人类最进步的立场,创造世界新文化一环的中国新文化”。

在关于“中国化”途径的探讨中,新启蒙者认为,应该“有条件地吸收国际文化,批判接受中国历史的传统,融合贯通”(《柳湜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15页),要依靠传统的民族形式,创造真正中国化的民族文化。艾思奇则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出发,提出,“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要具体地来了解中国的社会。”

新启蒙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他们不但提出如何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问题。“我们相信,改革中国化的中国,至少也是先直接中国,其次才影响到全世界。”“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而且“中国化”与新启蒙运动的要求是一致的,“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新启蒙运动期间,新启蒙学者在宣扬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同时,积极倡导“中国化”,使新文化的建设发展到中西融合的新阶段,打破了盲目崇拜西洋文化的“全盘西化”论和固守本位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新启蒙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探索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新启蒙运动不仅在理论上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还自觉地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新文化的建设上,在批判文化思潮的同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理论。

马克思主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宪政主义本质宪政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他反复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建成几十年了,为什么还贫穷呢?他的结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一九九二年在南巡时他总结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十分正确的。但怎样才能发展生产力,用什么制度发展生产力并保障生产力的发展的成果为劳动人民所享有,保障劳动人民的合法、合理的权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呢?笔者认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归结为: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是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取代物和创新物,它是继承资本主义宪政主义各种积极成果、克服其各种矛盾和弊端而创建的高于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新型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关键性要素,社会主义应当是宪政主义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结论。

一、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内涵

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主义,宪政主义是以宪法为前提的。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现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期搞起来的。”因此宪政也是资产阶级先行的。“说到民主宪政,当首推英国。它是宪政运动的策源地,有‘宪政之母’的美誉。”那么,从英国开始的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

(1)以法治为基石

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秩序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都主要由法律来设定其有序的规则框架。资本主义法治社会的法律为产权的行使和契约的履行提供了准则,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和自由提供了依据。美国学者丹.莱夫明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弗里德希则认为“宪政是对政府最高权威加以约束的各种规则的发展。”由此可见,鉴于法治的重要性,不少国外学者把宪政和法治联系在一起,以法治为宪政之基石。

(2)以民主政治为核心

我国著名宪法学者童之伟用宪法的语言把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解释为:所谓民主,就是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来掌握,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宪法的产生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宪法的发展也必须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连。没有民主就没有宪法,也就没有宪政。“宪法的价值理性就体现为民主。”

(3)以分权限权为手段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权力合二为一”的国家,“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的存在”。“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他强调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必须分开。美国联邦党人根据前人的分权思想提出了立法、司法、行政分开且相互制衡的原则。资本主义的宪政主义制度通过分权原则控制着政府权力的腐败,防止着任何专制形式的政府集权,有力地保护了社会的总体平稳,保障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4)以保护人权为目的

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为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应当享有的权利。人权是资产阶级当年革命的首要目标,没有人权也就不可能有平等、自由和财产。考察西方宪政变迁史可知,无论其怎么变化与发展,其始终都围绕着一个基本目的,即人权。如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都体现了人权的思想。宪法学者胡桥认为“20世纪西方宪政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他保障了最大多数人的权利。”

需要指出,资本主义的宪政主义虽然通过法治、民主、分权等理念和制度,为资产阶级的人权发展,为西方社会的发展,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它代表的是富人的利益。恩格斯在批判英国宪法权利的局限性时指出英国宪法的根本特点是“法律压迫穷人,富人管理法律。”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点都没有改变。最近美国前司法部长可拉可说:“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是对民主的冒犯。我们是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是一个富人的政府。任何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没有美国那样大。”这真实的说明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国家的本质。

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取代物和创新物,它必然要继承资本主义宪政主义各种积极成果、克服其各种矛盾和弊端,成为本质不同于资本主义宪政主义而高于它的新型制度。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制。”这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制”的内涵是什么呢?马克思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在过渡时期“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也就是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宪政主义的民主、法治,分权限权的形式,对人权的保障还不能立即抛弃,还有存在的价值。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的法权”说成是“弊端”。但是他认为“这些弊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他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从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阶段,“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制”,但是又不能不利用“资产阶级的法权”,利用资产阶级的宪政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专制”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宪政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是利用资产阶级的宪政主义但又不等同于资产阶级的宪政主义的高于它的理念和制度。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还必须实行民主、法治和分权限权,还必须保障人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宪政主义的相同点。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保障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服务的。可见由于领导主体的不同、保护的利益不同、追求服务的目标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宪政主义又有不同之处。其中领导主体的不同是两者区别的关键,坚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而不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的关键性要素。

宪政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理念,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正如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一样,宪政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在社会主义阶段需要利用市场经济,也需要利用宪政主义。由于在东方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没有宪政主义的保障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宪政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要素,社会主义可以称为宪政社会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挫折的原因分析

苏联解体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它只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的失败,但勿庸置疑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挫折,因此有必要对其失败根本原因进行分析。

我国学者黄苇町指出“苏联的剧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可见他认为苏联在干部工作中的失误,苏联干部的蜕变是苏联具体的重要原因。他又指出“苏共党建和干部工作的失败,除了有被错误思潮搞乱了思想这个背景外,显然还有制度方面的深层原因”。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但认为他对制度的深层分析不够准确,例如“上下级关系的畸变”、“近亲繁殖”、“监督机制弱化”、“党内干群关系疏远”等都是苏联解体的表面原因,而非根本原因。

实际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即没有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没有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主要是根据马恩的设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采取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但遭到了农民的坚决反对。所以从1921年起,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决定停止这一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同时,在政治方面,由内战时的“极端集中制”转向“工人民主制”,逐步发展党内外民主,对过分集中的党政体制进行变革,扩大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文化上,要开展文化革命,学习和研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时期的有益成果。列宁对俄国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规划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宪政社会主义精神,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社会主义在“过渡期”的本质规定。但是斯大林没有真正理解列宁的思想并继续发展这种思想,在政治上,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一是在苏维埃议行合一体制下,行政权实际高于立法权;二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随形势发展,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中央委员会的几个常设机构,特别是集中在斯大林一人手中,实际上形成了个人集权制。”斯大林的后继领导人虽然认识了这种模式的弊端,但由于仍然没有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这种模式的改革收效甚微,导致了苏联的积重难返。到戈尔巴乔夫时,由于改革的方向背离了宪政社会主义的本质,取消了苏共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这个宪政社会主义最根本要素,加上斯大林模式此时已退化为特权官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便是不可避免的了。由于受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影响,对社会主义本质没有认识清楚,没有实行宪政社会主义,东欧最终发生了剧变,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也走了弯路。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以及中国的曲折发展表明,在社会主义时期,有必要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对权力进行限制、尊重和保障人权。否则,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就会遭遇挫折甚至失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地吸取了这一经验,在政治上,果断地实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取向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走出了低谷,走向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领导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定要依靠法制,法制靠得住些,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大问题,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可以说,虽然邓小平没有提宪政社会主义,但在他的领导下实行了宪政主义趋向的政治体制改革,重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法制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后社会思想的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以及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党和国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根本方针和战略目标,规定在自己的纲领性文件中,不断推进法制建设。我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说明党和国家已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正因为在政治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取向的改革,中国才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

如何用宪政主义来诊疗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变异,如何进行宪政社会主义的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索。但笔者坚信只有宪政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铺设人类迈向共产主义的坦途。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版,第63页。

[2]笔者认为宪政主义和宪政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3]选集》第五卷,1967年版,第127页。

[4]子清等:《宪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5][美]斯蒂.M.格里芬著:《美国宪政:从理论到政治生活》,载《法学论丛》,1992年第3期。

[6]转引自张文显、信春鹰著:《民主+宪政=理想的政制》,载《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1期。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02页。参阅董崇山著:《劳动社会主义论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8]参阅高放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马克思主义范文第4篇

【英文摘要】ThisarticleanalyzestheconceptionandconnotationofWesternMarxismaswellasitsrelationswithLeninism,holdsthatWesternMarxismisnotaunifiedschoolofideologicaltrend,and,basedonaconcreteanalysisofG.LukacsandE.Fromm,proposesthreecriteriaforjudgingthenatureofWesternMarxism.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卢卡奇/弗罗姆/WesternMarxism/Marxism/Leninism/Lukacs/Fromm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3)04-0067-04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又不断发展,20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习惯上,通常指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所引发的西欧和中欧地区左翼激进思想家(包括部分共产党员或被开除出党的理论家)重新诠释马克思学说的思潮。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但对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论。对此,笔者不揣冒昧,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界定等三个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内涵仍有不同看法。大致有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存在是一个不依人们赞成与否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因为不仅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的卡尔·科尔施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1930)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并将它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明确对立起来;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梅洛—庞蒂也在《辩证法的历险》(1955)一书中专章讨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其后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一书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并从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等方面规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的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3)这一切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并非主观杜撰,而是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的一股思潮。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并不是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有确定涵义的概念。在国外比较常见的有三种用法:(1)地域性概念。如,前南斯拉大学者A·格尔科奇科夫主张按地域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东方马克思主义”(即苏联、东欧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即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即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不仅包括欧美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包括那个地区各国共产党的理论;(2)梅洛-庞蒂的概念。他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指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阐述强调辩证法和无产阶级主观革命性的理论,是与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一种思潮;(3)佩里·安德森的概念。他的概念“既是世代性的,又是地域性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

上述几个概念各有自己的根据,但也各有自己的片面性。例如,梅洛-庞蒂不顾卢卡奇本人的反对与抗议将他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并把葛兰西这个忠诚的共产党人也包括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中去;佩里·安德森则没有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共同点之一便是否认“苏联马克思主义”即“正统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当然还包括“斯大林主义”。

笔者认为,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不过是西方各国家中主张重新阐释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种通称,它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也没有形成一致的思想体系,只是一些研究者的文章、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倾向而已。它包括众多的派别、庞杂的内容,在政治和哲学问题上都存在重大分歧和争论。很多派别和人物的思想,前期和后期有着较明显的变化。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大革命浪潮的失败,使一些人对十月革命模式的普遍性产生了怀疑,加上后来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逐渐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使人们对苏联模式的“极权主义”望而生畏,但他们又不满意资本主义世界,所以试图重新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并结合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做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的新的解释。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也有明显的不同。例如在人的本质问题上,赖希、马尔库塞等与马克思的观点就有差别;甚至有些学者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不能笼统地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发展出的一个统一的派别。因而,是否需要继续使用这一概念,也必须认真思考。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地域来划分都是不确切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体系,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不是哪一国家或哪一地域的无产阶级)完整而彻底的世界观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和纲领。把它按地域来划分是荒唐的,按某些观点的不同来区分也是不妥的。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只能按照它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来做价值判断。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观点,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该从其特定的时代和历史环境出发进行深入研究,以从中获得某种启迪,发展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列宁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的主张;在哲学上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这实际上涉及到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

其实,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列宁的观点和理论的人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即已存在。第二国际的左派代表德共(斯巴达克派)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女革命家和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就是如此。卢森堡曾和列宁一起同第二国际中的修正主义进行过斗争,但卢森堡并不同意列宁对俄国孟什维克的态度和有关工农专政的思想,列宁为此曾严厉地批评过她,但仍称她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杰出代表”。而历史则证明卢森堡对列宁的某些批评并不是错误的。同样,曾经侨居苏联13年之久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对列宁主义也不是全盘接受。其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卢森堡和卢卡奇以及列宁等人都是更多地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际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列宁自己的论断也不是百分之百地同马克思相一致的,例如,他的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学说即是。至于卡尔·科尔施在其《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公开对立,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苏联自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然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并通过其控制的共产国际,向各国党发号施令,对于不赞同或不完全赞同它的观点、政策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人采取排斥、打击的做法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观点上出现的多样化局面,除上述两大原因外,更多是由战后的现实决定的。二战后,从法西斯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东欧诸国,无论其本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均不同于苏联的具体情况,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因此,东欧诸国虽然在多方面不得不屈从于苏联,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却不能不带有自己的特点。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包括共产党人,由于较远地离开了苏共的控制,在思想上有更多的自由。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探索革命道路、革命策略和战略等问题上势必会不同于列宁,从而也就更多地带有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历史色彩。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48)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观点出现多样化的局面不仅与各国的社会现实、文化传统有关,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有依据的。

其实,不仅在西方,即使在中国,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以及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在马列的著作中也是找不到的,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国情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的结晶。再如,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表述上也不同于以往,并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显然这也是正常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

西方马克思主义(我只是约定俗成地使用这个名词)的出现,尤其是他们在政治和哲学理论上所作的积极的探索,可以理解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运用,甚至是必要的补充和发展。因而不应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异端”甚或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潮不加分析地排斥和批判。当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完全肯定,而是要承认它的出现缘由是不可避免的,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具有的积极的一面应予以肯定并加以借鉴。同时也应看到其问题也是明显的,它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并没有在社会实践中获得富有成效的检验;它在揭露资本主义弊端、批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时,虽有一些深刻和锐利的见解,但也因缺乏历史分析而多有偏僻之处;在强调总体革命、倡导文化批判时,既有全面审视的深邃目光,也有忽视经济基础的致命缺陷。对此,我们在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时,应当认真辨别,谨慎对待,具体地分析其错误产生的根源,以为借鉴,帮助我们找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性。

前文已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对之进行具体分析。我认为,判断某一学者及其观点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应从其思想的实质、阶级性等方面进行判断,为此标准主要应当依据三点:(1)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是否在实践中坚持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斗争;(3)是否坚持以实现共产主义即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最终的奋斗目标。如果坚持了上述三者,即为马克思主义,否则便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应当肯定,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则必须批判和摈弃。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下面试以卢卡奇和弗洛姆为例略作分析。

在被列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中,卢卡奇是20世纪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思想家之一,国际上形成的“卢卡奇热”曾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从20年代起,他因不完全同意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而被苏联及他的祖国的不少共产党人当作“修正主义”代表受到多次批判,50、60年代他受到的批判更为激烈。与此相反,他又被一些人誉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列宁逝世后过去50年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典范”。同时,东西方都有一部分人从肯定或否定的意义上把他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开创者。尽管有关卢卡奇的争论至今仍未结束,但从其主导思想和基本观点来看,他无疑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思想家之列。

首先,从他1923年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主要内容来看,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阐述阶级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阐明无产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他在30年代以后写的一系列著作,如《我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30)和《艺术与客观真实》(1934),则表明他已经克服了此前自己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唯心主义成分,如不承认反映论,过分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等;而他晚期所写的三部著作《社会存在本体论》、《审美特征》和《民主化的进程》,更是他毕生创造性探索的重要成果,无论在理论内容上还是逻辑结构上都富于总结性。

这三部著作,是他晚期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有着内在的相互联系。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他以劳动范畴为核心,试图评论人类实践、目的性活动的基本性质。他设想在克服《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若干理论错误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论体系。1963年写成的《审美特征》一书则是以社会存在本体论为基础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构架和主要范畴,也是他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美学研究的一大尝试,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他还把理论探索推向政治领域,试图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在1968年写成的《民主化的进程》一书中,卢卡奇运用马克思阐释过的“市民社会”、“类存在”和人的目的性活动的概念,试图建立一种有别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新的政治学说。如果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是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提供战略的指南;那么,卢卡奇的《民主化的进程》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时代的产物,着重探讨的是如何从体制上解决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目的,不在于描述一种固定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在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进一步民主化,从而揭示逐步趋向未来的可能性。在他晚年的多次谈话中,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社会主义民主化问题。

从卢卡奇一生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他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始终关注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而且从他的整个思想过程来看,呈现出一种向上向前发展的显著特点。特别是卢卡奇的晚期思想和著作,不论就建设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还是美学的基本理论来说,都蕴含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其次,卢卡奇在政治上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于1918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随后成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师政委,领导恢复军队的秩序并抗击协约国军队的武装干涉。匈牙利共和国被颠覆后,他作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继续为匈牙利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而坚持斗争。1945年,他自苏联归国后,参加建立新文化工作,并担任华沙和柏林两地科学院院士。1948年起,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同匈牙利共产党内部“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其后又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作了批评并因此被卷入匈牙利事件而受到拘留。卢卡奇的一生虽然主要从事理论研究,但他关注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主张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进行改革,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他在谈到自己时,确认自己一生中最积极的一个方面是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为它贡献了一生”。他对自己的评价,得到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纪念他百年诞辰时的完全认同。

综上所述,卢卡奇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同被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弗洛姆则很难说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行列的了。弗洛姆是一个心理学家,深受弗洛伊德影响,他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但不同意弗洛伊德的本能论。他强调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在社会影响下,实现个性化的过程也就是性格形成的过程。他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是病态的不合理的社会,主张改造这个社会,但不是进行社会革命,而是通过精神分析来治疗人们的病态心理。

弗洛姆曾致力于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综合”起来,“试图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那些仍然闪烁着光辉的思想和那些需要修正的论断。对于马克思我也是这么做的。在理解和批判这两位思想家后,我终于达到了那种综合。”(8)之所以要对两人进行“综合”是因为“在复兴人道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仍是重要的指路明灯”,但又各有不足。马克思低估了人的情欲的复杂性,“没有认识到人性有其自身的需要和规律”,“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人的性格概念”(265);而弗洛伊德的学说又“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仅以家庭中的人为“认识对象”,因此,在弗洛姆看来,将两位思想家“综合”起来,克服二者的局限,将能创立更为全面的新的社会批判理论。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高于弗洛伊德,并肯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认同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首先是“一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宣称“代表了西方传统的精华”。(89)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认识却是完全错误的,例如,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主义”。(23)同时,由于弗洛姆只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学术研究对象,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联系起来,更没有在实践中为捍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更谈不上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因此,我们很难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至多只能说他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他与卢卡奇虽然都被列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们两人却不是同一类人,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也应该作如上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参考文献】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台北:台湾光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马克思主义范文第5篇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工人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特性——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蕴含在民族性之中,其国际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特性,在思想上引申出一个理论原则,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上,第285、24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经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社会问题;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一定会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语言、新的内容,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民族风格。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首先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发展。无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列宁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俄国民族化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和第一次成功的回答。1920年,列宁阐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面取得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基本经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200页),等等。

列宁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就十月革命的同时,敏锐地觉察到“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提出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判断。(《列宁选集》第2卷,第307、315、317页)十月革命后,列宁更是把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为未来世界革命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当作新建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一项重大任务。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已经面临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对亚洲民族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满怀希望。

列宁的远见在中国得到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思想的伟大胜利。思想是继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化的又一个成功的范例和成功的回答。

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开通了世界历史前进的道路,但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即民族化的口号的,是其后的中国共产党和。那么,为什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呢?又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选集》第4卷,第1471页)中国先进分子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握了西欧第二国际破产的教训,吸取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共产国际的指导。因此,实现从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过渡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结合中国的国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十月革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成功经验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上,有着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往往只注重结论,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事物的背景和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他们关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6页)。在教务主义式的思维和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积极、主动、灵活的思想方法被忽略了,往往不能把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上级的指示与当前的革命斗争、社会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

对于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发生的这种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现象,是认识最早最深刻的人。1930年,他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形象而生动地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心态和做法:“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选集》第1卷,第111、116页)

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有两个紧密结合的特点,一是思想上的懒汉,不勤于思索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二是组织上的依赖性。这样的问题,若发生在基层,一般来说影响或危害还不算太大;若发生在中央和决策机关,影响和危害就是全局性的。

所揭示的“本本主义”的现象,不仅描述了那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揭示了那时革命发生挫折的基本原因。响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同上,第111、115页),提醒和告诫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志们,要自己调查周边的敌我双方的情况,主动出击,创造性地做好自己的各项工作,不要因为消极等待上级或远方的指示,而丧失根据地发展的大好时机(当时国内正值军阀混战)。

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表明以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体现着一种深邃的理论思维的觉醒,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化的重大突破。

与教条主义的态度相反,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注重多思多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选集》第2卷,第632-633页)等一系列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

在总结学习马列主义的经验时曾说:“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文集》第3卷,第75页)

是怎样看待理论联系实际的呢?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往往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如果以为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认真读书,冥思苦想;或者下到基层,短则七八天,长则个把月,搞出个调研报告,就算是理论联系实际了,这是远远不够的,有的甚至是自欺欺人。批评了这两种做法。对于前者,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选集》第1卷,第115页)对于后者,说:“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选集》第3卷,第791页)

的理论联系实际是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他的做法与众不同。首先是时间长。就拿调查农村问题来说吧,不是只调查一时一事,而是调查了一生。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45年去重庆谈判,仅这段时间,靠两条腿,从南走到北,在十几个省的农村一住,工作加生活,就是整整18年啊!在看来,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关系重大,要真正彻底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使农民相信和依靠中国共产党,绝非一朝一夕、三年五载所能做到的。在中国共产党里,首先认识到,“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选集》第3卷,第791-792页)总结出一种富有成效的学习方法:“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选集》第1卷,第181页)不是别的人而是提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一个原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参见《文集》第1卷,第267页)

同样是做社会调查,与他批评的“钦差大臣”不同在哪里呢?——在鲜明的立场,在坚定而明确的出发点,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脚踏实地,走出了一条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是首先倡导并毕生实践着这样一种群众观点:“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选集》第3卷,第790页)以生动通俗的话语,点明了“群众”的重要性,点明了“知识”的源泉这样一些平凡而伟大的道理,这些话语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又诲人不倦的话,是毛泽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写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出发点,调查研究的结论才是准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才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因而在实践中才是可行的、成功的。所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刻苦学习马列主义,为后来系统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由于在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有扎实而雄厚的功底,从而在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系统的理论思想。

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进而一步一步解决整个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问题。可是在有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那里,对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逻辑觉得不可思议,说什么“列宁没有讲过”(《文集》第3卷,第74页)!在他们的思想里,“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选集》第1卷,第154页)。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经过加工提炼而中国化了。

教条主义既可能以“左”的形式表现出来,又可能以右的形式表现出来。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先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又是右倾机会主义,无不以刻板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或外国的历史为思想的出发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失败,经历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蓬勃发展,经历了“左”倾机会主义指导而遭受的巨大挫折,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右倾机会主义干扰的局部损失,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全党团结在的周围,从中国革命的战争战略、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等若干方面,开始全面而深入地检查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这样的时候,明确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选集》第2卷,第534页)在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熟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其中经历了从反对教条主义发展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实践。只有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事例,透视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被中国化的。

三、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说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与时俱进的伟大历史结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回答和解决了关于中国和世界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格局发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从而成为继列宁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思想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重大问题呢?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是应该注意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

这个学说有两个基本内容。一个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即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由中国无产阶级即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层来完成,是一种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其历史结果和发展前途,不是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建立广大的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

(二)关于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选集》第2卷,第605-606页)它们是三位一体的,但每一个又有非常丰富而独特的内容。它们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意义,超出了中国的范围。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方面,明确提出并解决了如何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即“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选集》第3卷,第1094页),也是进行宏伟的人民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文集》第6卷,第449页)实行积极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思想的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显著特征。因此,主动地对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是党的建设的主题。

总结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和经验,创造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从创建人民军队到开辟政治上经济上独立而发展的根据地,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到现代化的国防建设这样一个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

思想的统一战线的经验和理论最丰富,最生动。基本思想是,在革命和建设中都要实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对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文集》第7卷,第23页)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必须头脑清醒。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另一方面,则要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等同起来,要重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警惕国内外资产阶级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极力消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防止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防止革命和建设的果实都归于资产阶级。(参见《选集》第2卷,第607-608页)

(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内容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学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四个现代化学说,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学说,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学说。

(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怎么分析问题,怎么做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怎么发动群众,怎么打仗,乃至怎么开会,怎么搞调查,怎么起草文件,怎么写文章,等等,这些又大又小的工作,非常具体,非常细致。“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选集》第4卷,第1319页)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开拓,提出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仍然是人们判断政治思想大是大非的标准。在65岁的年龄,还亲笔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思想工作方法的基本特点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从群众来,到群众去”。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选集》第3卷,第899页),倡导并实践“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建国以来文稿》第6卷,第642页)的思想。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更贴近了,更生活化,更群众化了。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思想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其立场和价值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写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这样划时代的文章,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和人生追求。“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已经作为一种人生的道德情操和价值判断,成为现代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核心,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判断历史是非和检验工作结果的准绳。“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

四、沿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前进

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经历过战斗。

带领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披荆斩棘,才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结晶为思想,哺育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集中了中华民族全部智慧和优秀品格,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武器和行动指南。思想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和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胜利。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观察社会、观察世界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武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的结论,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的承认。

在我们纪念诞辰110周年,回顾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时,更深切地感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巨大而深远。“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开启了“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的新时代(《选集》第4卷,第1516页)。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后的实践中将更加充分地显示其伟大的价值。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没有结束,后面的征途依然任重而道远。与马克思列宁一样,提出了有待后人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提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有这样“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文集》第7卷,第89页)另一个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在经历了中苏论战和其后的之后,这个问题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

凡对人类进步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思想,都蕴含着无穷的生命力。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72页)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1983年,人民出版社。

2《建国以来文稿》,1992年,人民出版社。

3《列宁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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